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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种达人帝理迈 人权律师 有种责任

有种达人帝理迈 人权律师 有种责任 Mark Daly的办公室内,挂有六四坦克人的照片,问他为何而挂?他只答:Truth。(李绍昌摄)有种达人帝理迈 人权律师 有种责任 (李绍昌摄)有种达人帝理迈 人权律师 有种责任 有种达人帝理迈 人权律师 有种责任

五月三十日,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。

理事会改选五席,共九人角逐。出席的一众律师大概都知道,就在前一天,现届理事张达明发文称有律师朋友在WhatsApp收到讯息,「中联办希望你在今届律师公会改选时可以支持下列人士」,并列出九人当中五个人的资料。此刻,候选人Mark Daly(帝理迈)手中握着一张纸,上面用荧光笔划出了两句话,轮到他发言,他徐徐把句子读出:

Nothing strengthens authority so much as silence. (没有什幺比沉默更能壮大当权者。)

他早明言反对政府急于修订逃犯条例。最后,Daly得到1902票,以最高票当选理事,被传媒称为「票王」。律师是不是中立些好呀?他在铿锵的达文西名言之后,还準备了来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、南非前大主教图图(Desmond Tutu)的说话:「面对不公仍保持中立,就是站在压迫者的一方。当象脚踩住鼠尾,你还说是中立,那幺你的中立,老鼠可不会感激。」

Mark Daly,为身处香港的弱势打过不少着名硬仗的人权律师。

访问后,他站起来送我出门。在律师楼门口,我看到他的client穿着黄衣,坐着等待会面,便点点头互相打个招呼。一进电梯,在脑海消化刚才经历的个多小时,彷彿看了场电影,裏面是关于正义的故事。

炎热天,律师一身西装,内裏还有一件黑T恤打底,摄记提议下楼到附近修顿球场拍照,他一口答应,还问,要不要拿个篮球?指指办公室角落,竟就放着两个。我们呆了呆:不用了。摄记又望望地上公事包,拿这个?「不不不,谁会管这东西?」嘿嘿嘿嘿嘿,笑声沉稳爽快,又带点慧黠,听上去好治癒。「我也应该多做些运动,近排胖了些。」我跟在后头,多得他的魁梧身影挡太阳。说着走进球场,入口有几个警察在搜查一名黄衣男的背包,男子一副亚裔脸孔,叫住了Daly,Sir! You see, sir! Daly问你还好吗?男子着急说不好,「警察要查就由他查,他们却推我」,转头向警察说,他是律师。Daly闻言不亢不卑,伸出手掌向前按按,示意安抚:「由他们查,放鬆放鬆」,对警察说:「我们之后约了会面的。」确定情况无大碍,他继续随摄记拍照,但细声要求,「我不想离他太远。」最后无事,男子说声待会见,我们便动身回律师楼。

Variety is good, diversity is good

以前律师行在旺角,Daly说搬到湾仔谭臣道已许多年,这一带多了很多餐厅,「有时都几贵,不过有很多好吃的。西餐中餐泰国菜,我什幺都爱吃。Variety is good, diversity is good.」政府引用《社团条例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,召集人陈浩天提出上诉,接手的就是帝理何律师行,近日陈宣布放弃司法覆核。Daly:「我个人而言不信港独,这案涉及的是言论自由」。他不便多评论,只说独立是敏感议题,世上例子多的是,「如西班牙,又如在我来自的加拿大,魁北克也有这个议题,早年当地发生过暴力事件及其他问题,但现在不少支持独立的人都当选进入议会。(谈论独立)有什幺大不了?如果只是和平讨论修改《基本法》也不行,我觉得有点太过了。」

一九九五年,他来到香港。教他如何当一个人权律师的,是免费协助成千上万越南难民争取权益的Pam Baker(贝嘉莲)。「现在我们去见当事人,有些年轻律师一天见四五个都觉得很多」,他笑自己都变了老嘢,总跟年轻人说当年随Baker到难民营,「一个下午会见的个案达三四十个呢。」Baker能言善道,对每个人都十分尊重,「但更是一个斗士」,他形容师父为权利而战时像头格斗犬,「我在她和她的团队身上学到很多,他们早年与政府对抗时非常进取。我是从加拿大来的,总觉得有事慢慢倾,但后来明白,当面对非常不愿意合作的政府,你就要以法律武装起来,与它咁高咁大,然后反击,不然权利就会受侵害。」

师父去世后两年,他二○○四年首次在一宗酷刑声请案中打了一场大胜仗,代表斯里兰卡青年Sakthevel Prabakar在终审法院对阵保安局。Prabakar被斯里兰卡政府指是反政府武装组织成员,因受虐逃往加拿大,却因持假护照在香港被截,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拒绝其难民资格申请,保安局于是下了遣送离境令。终院最终以公署未提供拒绝原因,保安局应独立评估,判Prabakar胜诉,他后来定居加拿大。没见超过十年,Daly回忆,有天他突然收到Prabakar的电邮,知道他已成婚并有三个孩子,「实在很开心,如果他在斯里兰卡,很有可能会送掉了命。」这宗案件自此确认香港政府须担起审批难民资格的责任,入境处其后引入行政机制审批酷刑声请。

如今在德国,就多了黄台仰及李东昇两个香港难民,特首林郑月娥就此向德国驻港署理总领事表示强烈反对。他坦言,审核难民资格的事,在香港每天都发生,「我们前不久胜诉的,有一个来自索马里,另一个来自孟加拉,但我们不会收到索马里或孟加拉政府的声明质疑为何要这样做」,「在香港之所以显得那幺特别和叫人失望,是因为我们不会想一个拥有健全司法制度的地方製造出难民,就像如果加拿大输出了难民,会让国家很难堪,因为你的地方差到有人要离开。」他有兴趣了解德国向二人批出难民资格的原因:「我推测多少是跟言论自由和黄台仰建立支持港独的平台有关,但现在我们不得而知。」

正说着,秘书敲敲门,送来一份判决书。他问:「Win?」把判决书反过来让我看封面,最显眼是LEUNG CHUN KWONG几个字。这一刻,外头新闻已传得沸沸扬扬,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镇罡的同性配偶福利案历经四年,在终院上诉得直。社会上Love Wins的呼声在迴响时,Daly正翻着判辞最后一页,淡淡然说句「得咗」(successful)。因应气氛,我也只能淡定问:「这算是一大步吧?」「是是是,是一大步。」但他说早有QT案作先例,对最终结果不意外。

默默地,他又把社会向前推了一点点。并不是场场都是胜仗,二○一三年菲律宾女佣Vallejos的外佣居港权案,Daly就吃了一记败仗。他说当人权律师必须具备的特质,「是坚持不懈(perseverance)」,「我返工八成时间都觉得深受启发,有时会被击倒一下,就重新站起来。」是什幺令你乐观成咁?「不知道呢……」追溯一下也是有少少线索:年少时他曾想过当冰上曲棍球员,在运动裏学会打不死,与团队精神。「我会受同事启发,他们充满热诚地打官司」,「还有当事人」,「他们才是面对不公义的人,很多时要为尊严而战,实际上遇到麻烦的也是他们,我们只能尽力帮忙,但他们是真正面对问题的人。」梁镇罡是dream client,「他很聪明,亦真的想追求平等及LGBT的权利」,「他亦善于向人解释,因为他们不是争取什幺特有待遇,只是希望像他人一样获平等对待。」

The ones hiding are usually the ones who are lying

当人权律师挣不了大钱,Daly说律师行三四成案件都是义务接的,协助少数族群的他,在行内本身都是少数,但他认为自有好处,「有人处处隐瞒,有人在说真相,但我们不必隐藏什幺。为只想争取公义的边缘群体而战,真理与透明总在我们一方」,「就像引渡条例的议题,那就打开内地的司法系统啊,为何你要那幺怕律师去见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人?」

他眼裏发光:「通常谁在隐藏,就是谁在说谎。(The ones hiding are usually the ones who are lying.)」

理事选举后数天,香港律师会就发表意见书,首度发声反对仓卒修订逃犯条例。虽说Daly是票王,但当选理事的其余四人郑伟邦、江玉欢、汤文龙、余国坚之中,汤文龙凭大量授权票当选,其实只比Daly少一票。Daly承认律师会内部对意见书有不同意见,对于四人被指属保守阵营,「实情是律师会内人人都要互相合作,我不会着眼谁是哪个阵营,只认为每人都要理性,会被合理的分析及理据说服」。至于香港律师会被视为比大律师公会保守,他就说这是律师会给人的普遍观感,「有时律师会对重大议题的回应发表得不够快,这是需要努力的地方。」然而政府推逃犯条例修订的态度,他就批评是「完全不合理」,「这样重要的事情,专业人士、商界和不少人都已说不应急推,甚至应撤回修订,为何还要继续?这对司法系统是很坏的先例。」

在香港二十多年,谈及最具挑战性的时刻,他说就在当下。「法治、人权、对司法制度的攻击,就是最大的挑战,来自内地影响香港及法律制度所造成的威胁」,「现在我们自己的政府,看来没有为香港而站起来,林郑需要多发声,说明香港为何需要维持它的制度,但以我之前曾在理事会的三年经验(二○一五至一七年度)所见,政府的代表通常只谈北京的底线,而非有腰骨地站起来(standing up with some backbone)」,「我不是说要掷蕉、发狂,而是我们需要向内地一些有理性的人解释,为何这对香港好、对中国好。」

他说律师会有责任发声及教育公众认识重要的法律议题。二○○二年,他写过小册子,阐释反对廿三条立法的理据。有人说逃犯条例比廿三条更恶,是吗?他说「我还未仔细分析……但两件事都很差吧?」伞运后他曾被问,香港有什幺不同了,他说,是人民的期望不同了,「以前香港人说OK,我可以等,但等了十七年,到二○一四年八月人大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下来了,他们就发现不会得到所期待的。」自此情况急转直下,「更多的专制、更多的沮丧」,直至议员宣誓DQ案,「不等法庭处理事件,北京的决定就出来了」,「所以步伐是愈来愈快,他们在尝试操控制度。」

对于所谓律师要中立的质疑,Daly说不应沉默,他在律师会选举上以达文西与图图的名言表明心志,我问席上各位的反应如何?他想想:「我不知道呀……不过我还是得到最多票,那幺应该有人喜欢这些话吧,不是吗?嘿嘿嘿。」

他说笑:「我曾想过香港有真正的民主时就会离开,所以二十五年过去,我还留在这裏。」到现在他都可以告诉学生,你未出世我就已在香港了。二○一三年他受访曾提及,内地的学生比香港学生更上心,因为香港的学生对法治颇以为是理所当然的;现在他说,这些年有了改变,「现在的实习生对人权议题有更多兴趣,他们意识到如果不更警觉地保护香港,我们就不会再拥有香港。」一般香港人上不了法庭的战场,为人权能做什幺?「不断对议题加深认识,能发声就发声。有游行或论坛就参与,投票去告诉政权他们的想法。」

西装下黑T的八个大字

访问差不多了,他提醒我,client在等,他这天傍晚还要去法律界反修例游行。最后我实在很好奇,西装裏那件好像写了几个大字的黑衣,到底是什幺图案;见我不罢休,他只好鬆开恤衫钮扣,亮出八个黄色大字:「生于乱世 有种责任」。「你知道这个吧?我知它的意思,只是未懂得翻译。」怪不得眼熟,这些字没见几年,幸好终究认得。

文//曾晓玲图 // 李绍昌编辑 // 曾祥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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